耕耘著

徐向前元帅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身经百战、功勋卓著的军事家，红四方面军缔造者之一。自红四方面军成立之初，徐向前就担任了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兼第四军军长。

红四方面军的前身是黄麻起义、商南起义、六霍起义建立起来的鄂豫皖红军。最早部分是黄麻起义余部组成的第七军，后改称11军31师；商南起义部队为32师；六霍起义部队为33师。

创始人吴光浩军长牺牲后，徐向前接任军长。

后11军改称红1军，许继慎任军长。

后来，1军与蔡申熙的15军（是由原3军团8军余部发展起来的）合并，改称红4军，旷继勋、徐向前先后任军长；同时，鄂豫皖又建立了一支新部队25军；不久，4军、25军合编为红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

1931年，刚从苏联回国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国焘，赴鄂豫皖根据地，主持党政军全面工作。在张国焘的主持指挥下，红四方面军越战越强，根据地日益扩大，成为三大根据地和三支主力红军中发展最快最强的一支。红四方面军和鄂豫皖的老人们至今还记得“跟着张主席，天天打胜仗”的歌谣。

建设红军的同时，张国焘也曾大搞“肃反”运动。“整肃”杀害了红四军多少人，至今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字，仅1931年11月22日陈昌浩在《彭杨学校报告肃反经过》一文内就承认：“这次共计肃清改逆一千人，富农及一切不好的分子计一千五六百人。”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记述：“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而当时的红四军不过1.5万人，还有数字是：12个团杀掉了六千人！

张国焘主持的“肃反”不仅杀人数量过多，刑讯逼供也非常残酷。杨克武少将在回忆“肃反”那段经历时说：“张国焘搞‘肃反’时，我在四方面军政治科任科长，专搞‘肃反’，杀了一些人。刑罚也是很残酷的，如灌辣椒水、手指头钉竹签子、站火砖、捆绑吊打等等，苦打成招。那时生活艰苦，战士们打地主的东西，在一起吃一顿饱饭，说这是‘吃喝委员会’。仗没打好，说是对反革命手软。”几个月的“肃反”使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的地位无可撼动。

由于张国焘决策失误，队伍在鄂豫皖呆不住了，转移到了四川，在那里建立了川陕根据地，鼎盛时期有5个军，近10万人。

1933年7月，红四方面军击败川军的三路围攻，力量迅速发展，遂将所辖四个师升格为军，依次改编为红四军、红九军（军长何畏、政治委员詹才芳、副军长许世友、参谋长王学礼、政治部主任王新亭）、红三十军（军长余天云、政治委员李先念）和红三十一军（军长王树声、政治委员张广才），又将川东游击队改编为红三十三军（军长王维舟、政治委员杨克明、副军长罗南辉）。

1935年底，在雪山草地与毛泽东分道扬镳以后，张国涛、徐向前等，率领8万红军主力部队南下，为进入川西平原建立根据地，与川军重兵集团在名山县百丈地区进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战役决战，遭受惨重失败。这是红军长征时期仅次与湘江战役的大血战。

张国焘起初看不起王明，骂他是“新进分子”，只会“啃洋面包”。然而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一伙夺权成功后，他又积极拥护王明。

后来张国焘坚定地执行王明错误方针，将红军内部弄得乌烟瘴气。

在四中全会上张国焘向王明表忠心，王明则对他赞赏有加，便让他担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并派他以中央全权代表身份到鄂豫皖苏区主持领导工作。

张国焘知道表现自己的机会到了，为了摆脱“右倾”的嫌疑，以及贯彻执行王明在四中全会上所提的方针，他走上了极左路线。

王明背靠共产国际，而在1930年时中央苏区发生了“富田事变”，并由此展开了一场肃清“AB 团”、“改组派”、“取消派”、“第三党”的肃反运动。

张国焘去鄂豫皖苏区主持领导工作时，响应国际“号召”，开展肃反运动。

在鄂豫皖苏区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后, 张国焘将政治保卫局改称为政治保卫总局，人数扩大到300人。随后他又下令各县均成立政治保卫分局，主要任务就是对付改组派、AB团、取消派及第三党等反革命分子和内奸。

张国焘对此类的问题的态度是宁可杀错也不放过，所以很多人受到无妄之灾也是有迹可循的。

1931年8月，在占领英山后，红十二师师长许继慎奉命率部留守，有一天一个叫钟梅桥的人，自称是许继慎的好友，说有人托他带封信。

其实这个人早在春季时也来找过他，但许继慎怎么也想不起来这个人。

因为许继慎是北伐名将，又是黄埔一期的学生，所以认识他的人很多也不奇怪，那人进来后，给了他一封信，拆开一看大惊失色，写信的是蒋介石身边的大特务曾扩情。

而信的的内容大概是告诉他：上次托钟梅桥转交的信被你接受了，蒋校长已经也欢迎你过来，你要的官衔也都好商量。

这种诬陷让许继慎大怒，将送信的人抓起来，曾中生、徐向前审问了此人，最后一致认为这是敌人的离间，最后他们将这个人跟信还有他们的看法一起送到鄂豫皖中央分局，这件事差不多也告一段落。

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件事却成了张国焘对付他们的把柄。

8月下旬，政治保卫总局突然袭击，非法逮捕了鄂豫皖军委会参谋主任李桂荣等人，在对他们严刑逼供之后得到一份假口供、一个所谓的“大秘密”：红四军内部的“AB 团”、“改组派”的领导人是许继慎，并且准备9月份时投靠蒋。

张国焘知道这个口供后十分满意，加上之前那封信，他就更有所谓的证据表明许继慎有反叛之心，所以他将许继慎以“ 改组派”首领的名义逮捕。

张国焘让陈昌浩去前线，让红四军全都回到白雀园休整。

9月13日，张国焘拖着病体过来，白雀园内弥漫着压抑的气氛。

各报刊，墙上都写着各种宣传标语：“打倒国民党改组派 ! ”，“打倒改组派、第三党的头领许继慎、周维炯！”等等。

许继慎被抓住后张国焘亲自审问，但不管用什么刑罚，也不肯屈服。

见什么都没问出来，张国焘命人将他双手绑在马的后腿上，战马跑起来，他被活活拖死。

然而这只是一个开始，随后制定了肃反原则，其对象是这三类人：从白军中过来的、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以及青年学生出身的知识分子。

在这一系列错误方针下，白雀园内充满着令人恐惧的气氛，各师各团的高级干部大部分都没有幸免。

就连徐向前也被怀疑，他的妻子因此被偷偷抓走审问并被秘密杀害。

因为张国焘说，“徐向前很能打仗的，这人动不得”，徐向前才躲过一劫。

这场大规模的清肃持续了大概有一个多月，后来根据资料来看，当时红四军10个团大概有1.2万人，遇害的班以上干部有2500多人。

这样迅猛的大清肃让很多人无辜受害，是一段令人心痛的历史。

但妻子被杀并不是徐向前元帅平生最大的憾事。平生最大的憾事是他没能亲手歼灭凶残的马家军，为西路军的英魂一洗前仇。

马家军分为青海马家军和宁夏马家军，即所谓的青马马步芳，宁马马鸿宾、马鸿逵，他们也被合称为“西北三马”。

西路军遭遇到了“西北三马”的疯狂围攻，在与凶残的马家军经过惨烈血战之后，弹尽粮绝的西路军几乎全军覆没。

在河西走廊，西路军孤军奋战，即无弹药补给，更无任何救援。由于兵力悬殊，在与飞机、重炮、骑兵组成的马家军血战半年之后，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之下，西路军大部分官兵在战斗之中壮烈牺牲，最终到达新疆的仅700余人（还有资料说是600人）。

西路军出征时总人数为21800余人，阵亡团以上干部143人，军、师以上干部20多人。

砍头、挖心、刨腹、分尸，是马家军最常见的杀人方式，五军军长董振堂、九军军长孙玉清，都是被马家军以非常残忍的方式杀害。被马家军以极其残忍的方式杀害的还包括妇女抗日先锋团的女战士。

妇女独立师是我军历史上一支鲜为人知的女性正规部队。

1933年3月，红四方面军入川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大批妇女投入革命。

红四方面军和川陕省委，将苏区的女兵集中整编为妇女独立师。

师长张琴秋，政委曾广澜。下辖两个团，共计2000多人。

在经过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之后，妇女独立师整编为妇女抗日先锋团，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特派员曾广澜，全团辖3个营9个连，共计1300多名女战士，参加了悲壮的西路军作战。

五个月后，在同凶残的马家军经过惨烈的白刃战、肉搏战之后，西路军身陷绝境的时刻，妇女抗日先锋团担任了掩护主力部队撤退的任务。

其实当时应该让妇女抗日先锋团随主力撤退，让男兵一个团担任掩护才对。

被马家军俘获的女战士，遭受到了非人的折磨。有的饱受凌辱，有的被残害致死，有的流落异地他乡，只有极少数人回到了延安。 

这支战火中的玫瑰，我军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女性部队，最终血染黄沙，凋谢祁连山下。

当时妇女抗日先锋团的女战士们作战勇猛，她们英姿飒爽、杀声震天。当她们身处绝境时，除了弹尽粮绝之外，作为女人，所遭遇到的困难要比男兵多得多。其实当时就应该让她们留在陕北，不要同西路军一起出征才好。

十几年来，马家军的恶行日夜萦绕在徐帅心头，他一直梦想着为西路军报仇雪恨。

1949年，国共两党的实力已经发生了质和量的变化，哪些装备了美式武器的中央军，在解放军的打击之下毫无还手之力，更不用说“西北三马”这样的杂牌军了。

灭了马家军，为西路军报仇的机会就在眼前，无论是从政治意义，还是从军事意义上，徐帅都是不二人选，而中央军委也早已内定由他领兵。

可就在这时，徐向前却因为多年征战积劳成疾，病倒于军中。从而痛失消灭马家军的机会，没能实现亲手为西路军报仇之夙愿，从而抱憾终身。

从1947年到1949年8月，西北野战军（即第一野战军）在西北地区与老对手马家军经过了一系列的艰苦斗争之后，终于在兰州迎来了决战。

为此中央特意发电报给彭德怀：“对‘马家军’必须做到全歼，不接受他们的投降，以此来告慰在红军时期，被马家军残忍杀害的西路军将士。”

彭老总坚决执行中央的命令，以牺牲8700人的代价，全歼了马步芳的3万余人，彻底把马家军打趴下去了，不但获得了解放兰州的胜利，也为牺牲的西路军战友报了仇。

蔡长元在长征结束后被选入西路军，接受了打通苏联援助路线的使命，但是不幸的是，因为马家军的骑兵拥有巨大的优势，所以在古浪一战中，蔡长元所在的红9军27师遭遇惨败，最终只有400多人成功突围。

当时蔡长元就和红9军供给部部长吴先恩一起躲在祁连山里，当了三个月的野人。之后他们又因为敌军的进攻被冲散，蔡长元又当了6个多月的乞丐，才终于回到了延安。

但是蔡长元一回到延安就被当成了逃兵，被关在小黑屋里准备枪决，好在杨尚昆及时发现，把蔡长元救了下来，当时蔡长元就发誓，自己一定要为西路军牺牲的兄弟们报仇。

13年后，兰州战役打响，蔡长元迎来了报仇的机会。当时他是第一野战军第63军189师师长，正是兰州战役的主力部队之一，在最关键的窦家山战斗中，蔡长元主动请缨，用2天时间急袭320公里，一举攻下了阵地

此时马家军派出三倍于蔡长元部队的兵力，另外还有两个骑兵团，对阵地发起了猛烈的反扑。蔡长元在阵前动员时咬破手指，在白色背心上写下五个大字：“血债要血还！” 全体官兵顿时士气高涨，和蔡长元一起宣誓。

之后蔡长元就亲自领着士兵和冲入阵地的马家军展开白刃战，最终取得了窦家山战斗的胜利。之后蔡长元立刻乘胜追击，第一个杀入兰州城，全歼了守城的马家军。战后彭老总高度评价并表彰了蔡长元的战绩，说他为西路军报了仇。

在宁夏中卫常乐堡战斗中，蔡长元将马家军最后一支步骑混合旅消灭，终于彻底实现了自己为西路军将士报仇雪恨的誓言。

时至抗美援朝时期，蔡长元率领189师入朝作战，在铁原阻击战中一战成名。这一战意义非凡，如果蔡长元狙击失败，那么我军将全线溃败，后果不堪设想。最后蔡长元带着全体将士，面对美军的先进武器，全师14000人战至只剩不到2000人，幸存的人杀到仅剩一条沾满血迹和烟痕的内裤，蔡长元本人也被炮弹炸伤，最终取得了狙击战的胜利。

在蔡长元逝世后，从他的骨灰中找到了11块弹片。

在西路军几乎全军覆没之后，有一位重量级的人物似乎销声匿迹，退出了政治舞台，他就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红四方面军的总政委，西渡黄河时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的陈昌浩。

陈昌浩生于1906年，卒于1967年。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真正称得上是大起大落的人物。他1930年11月从苏联回国后，历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兼共青团中央鄂豫皖分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政治委员、第四方面军政治委员。1932年10月，参与指挥红四方面军主力由鄂豫皖苏区向西转移。后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第四方面军（兼西北军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参与创建川陕苏区，同徐向前等指挥反“三路围攻”、“六路围攻”。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同年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1935年5月参加长征。第一方面军与第四方面军会师后，兼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在中央政治局“沙窝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36年11月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同年12月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7年3月亲率西路军西渡黄河，不幸兵败河西走廊。

一位曾经是陈昌浩警卫团士兵的解放军现役将军，当提及令他敬畏的“首长”陈昌浩时，满怀深情地说：“他是我们的恩师和带路人。”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曾经统率千军万马驰骋沙场、立下赫赫战功的红军主帅，自西路军几乎全军覆没之后，被迫退出政治舞台。

后人也许会问：“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许多当年四方面军陈昌浩的老战友、老部下，一些后来在新中国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人物都纷纷现身说法，为他们的老上级、老首长做一个历史证人，给后人一个合情合理的交待，还历史本来面目。

如前文所述，许多文献记载，1935年毛泽东、朱德等率领第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的张国焘、陈昌浩会合，当时中央红军经过长征，仅剩下1万多人，而第四方面军尚有8万之众，且武器精良，装备整齐。

当时张国焘与中央的分歧与斗争加剧。毛泽东要求张国焘率部“北上”，而张国焘则意欲“挥师南下”。张国焘曾拍发了一份密电给陈昌浩，指示陈昌浩劝毛泽东与其一并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监视其行动。若坚持北进，则应开展党内斗争，彻底解决之”。这份电报流露出的“杀机”是显而易见的。

当时的“左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截获此 “密电”后，立即连夜策马飞奔，前往毛泽东驻地密报。毛泽东大惊失色，当夜即率党中央及部队秘密北上，迅速撤离险境。毛泽东曾称赞叶剑英每逢大事不糊涂，指的就是这件事。

而陈昌浩本人生前则曾对儿子陈祖莫满含冤屈地表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份“密电”。多年后，一些当时的四方面军将士亦发表公开谈话和文章，断然否认“密电”的存在。

陈昌浩之所以在“密电”一事上大喊冤屈，用他的话来说根本就不曾见过这份密电。陈昌浩曾言及自己也是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决不会做出自相残杀的糊涂事来，再说陈昌浩在四方面军也是“党指挥枪”，重兵在握，拥有八万人马，加上精良的武器和大片根据地，要想致毛泽东死地，相信易如反掌，可是陈昌浩根本没有对毛泽东下毒手的意思。但即便当时没有“密电”一事，陈昌浩也不可能成为中央领导信任的人，因为陈昌浩已经卷入了激烈的路线斗争的漩涡之中。

有关文献关于“密电”记载的具体细节是：“在这封关键密电送达时，陈昌浩正在会议上讲话。送件员将密电给了同在会场的叶剑英。叶剑英看到电报后感到事关重大，马上找借口溜出会场，及时上报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等人紧急磋商后，决定率队先行北上。”

从以上记载看，陈昌浩等人不知道“密电”的存在是极有可能的。答案很可能就是叶剑英根本不可能让陈昌浩等人看这封生死攸关的绝密电报，上报毛主席和党中央之后他立即销毁了这封要命的电报。

1937年西路军21800人西渡黄河兵败河西走廊，在甘肃一带被马家军围歼，几乎全军覆没，成为红军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惨败。回到家乡者三千多人，经过营救回到延安者四千五百多人，流落西北各地者一千多人。

回到延安的这些人，日后成为新组建的由邓小平、刘伯承指挥的“第一野战军”的骨干。

当时陈昌浩和徐向前靠化装行乞脱离危难。

这是陈昌浩人生中最大的一个转折点。此后的陈昌浩在中国革命的舞台上销声匿迹，渐渐为历史所湮没。

徐向前元帅回忆录记载，当时的“西路军”领导人陈昌浩（中央政治局委员、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和徐向前（西路军总指挥），是严格按中革军委的电报指示指挥军队行动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经过认真调查研究，作出了这支部队西渡黄河与转战河西走廊，是执行中革军委命令的结论。

徐向前认为，这是实事求是的历史结论。因此，造成这次西路军全军覆灭的原因就不言自明了。

徐向前在其回忆录中暗示，陈昌浩的责任只是在于，由于担心再犯“路线错误”，未能及时反抗中革军委的指挥，而是逆来顺受、惟命令是听，从而遭到以彪悍的回民为主体的“马家军”的围歼。当时有两万红军战士埋骨高原，大批女兵被奸杀和沦为乞丐。中革军委应对此承担主要责任，而不应将责任推到西路军领导人之一陈昌浩一个人的身上。在短短几个月中，中革军委一会儿要求西路军 “东进”，一会儿要求其“西进”，一会儿又要求其“原地待命”。更为不可思议的是，当西路军损兵折将，好不容易杀出重围之后，“中革军委”竟不顾严峻情势，再次下令“原地坚持”，致使该军失去最后的生机，被紧追而来的敌军团团包围，最终几乎全军覆没。

陈昌浩1937年8月下旬潜回延安之时，中央正在开展对张国焘路线的清算，西路军失败已与张国焘路线联结在一起。1937年3月31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下了定论：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这种定性结论一旦作出，就没有什么好商讨的了，从此成为铁案和研究禁区，直到“两个凡是”被否定之后，人们才敢于触及西路军兵败这个禁区。

西路军兵败后剩下不多人员化整为零分散突围，陈昌浩、徐向前二人在突围时曾经歇脚在一个叫大马营的村子中，一个叫但复三的百姓让他们留宿。正巧，但复三是陈昌浩的湖北老乡。

高烧不退的陈昌浩实在不能行动了，再者也怕连累同生共死的徐向前，便住下来养病。

徐向前一个人沿着祁连山的戈壁滩昼夜兼程，最终回到延安。

在保存下来的红四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后，徐向前担任了副师长。

1937年6月的一天，陈昌浩辗转来到武汉。此后，陈昌浩人生的轨迹与自己的老搭档徐向前迥然相异，这恐怕是两人分手时所无法料到的。

第二天陈昌浩离开武汉，来到革命老区湖北英山县。打算在这儿重举义旗，建立一支抗日武装。但当地的反动武装非常嚣张，陈昌浩感到自己的愿望难以实现。此时的陈昌浩思念亲人的心情更加强烈，于是给他在汉阳老家的亲友写了一封信，约他们见面。

在汉口，与阔别10年的老母和妻儿见过面后，陈昌浩了却了一桩心事，然后赶赴陕北。

回到延安后不久，他因患有严重的胃溃疡，被批准到苏联治病。从此，他开始了长达10多年的漂泊异国的生涯。

1941年，德国突袭了苏联，陈昌浩被紧急疏散到中亚共和国一个名叫科坎加的小镇。在这时，没有人知道他曾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局委员和红军最大的一个方面军的总政委。他的昔日战友们在国内驰骋沙场建功立业时，陈昌浩则在采石场做苦力维持生活。

没有医生和药物，粮食紧张，陈昌浩的胃溃疡越来越严重。其间，陈昌浩曾给中共中央，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写信，要求回国参战，都没有回音。

1942年冬天，陈昌浩接到苏联人民外交委员会聘他为翻译的公函。他很快就奔赴斯大林格勒前线，尽了一名战士的责任。

1943年，共产国际宣告解散。经季米特洛夫提议，苏共中央把陈昌浩、李立三、冼星海等人找了回来，先后安排他们到苏联外国文学和民族文化出版局工作。陈昌浩从此开始从事翻译工作。

日本侵华期间，陈昌浩曾给中共中央、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多次发电报或写信要求回国参战，都没有回音。

抗日战争结束后，远在苏联的陈昌浩又多次给党中央发电报或写信，要求回国参加解放战争。他始终没有收到回信。是党中央没有收到陈昌浩的信，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没人能说得清楚。

在此期间，蔡畅曾途经莫斯科，专门看望了陈昌浩。

通过蔡畅，陈昌浩再次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表达了回国服务的请求。可见陈昌浩回国的愿望一直没变，他反复多次给党中央写信，带口信，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回国参加工作，可以看出那个年代，一位曾经的红军高级将领报国的决心高于一切。

1951年，离开祖国十余年的陈昌浩才得以回国。

刘少奇等领导同志代表党中央，亲自来到北京站迎接他。

老战友，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徐向前邀请陈昌浩和在红四方面军工作过的一些老同志，在徐向前的寓所里聚会。

在昔日的老战友家里，陈昌浩像一个落魄之人，低着头，弯着腰，与他昔日的战友、部属，当时共和国的将军们、部长们一一拱手，表示歉意。

当他和前妻、时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的张琴秋紧紧握手时，非常愧疚，连声说道：“琴秋，你受苦了！我对不起你呀！”

陈昌浩是个有自知之明的人，曾在许多场合忏悔自己的“罪行”。

1962年5月，他曾经返回湖北故乡，在那里见到了数百名当年的红四方面军部下，而今皆为解放军高级将领。陈在大会上眼含热泪向他的旧部致歉，独自承担起西路军覆灭的责任。但即便如此，他还是无法逃脱命运的无情追击。他在“文革”中被“红卫兵”、“造反派”们无休止地揪斗。1967年7月30日晚，绝望之极的陈昌浩吞了大把的安眠药，离开了令他感到痛苦的世界。这年，他61岁。

1980年8月21日，党中央为陈昌浩举行了追悼会。经党中央审定的悼词称：陈昌浩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历史恢复了它本来的面目，它为陈昌浩革命的一生划上了一个完整的句号。

1984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亲自批示为陈昌浩彻底恢复名誉，批示指出：西路军失败有着特定的历史原因，并非故意为之。

1996年10月，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的时候，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的《红军长征史》一书出版，该书对陈昌浩的分析清晰而且客观公正。

1997年7月，中国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出版，在陈昌浩词条中，中国军方、学界公开承认他是“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并实事求是地指出：1936年10月，奉中央军委命令，与徐向前率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作战，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

（《人间正道》1-135章可在微信公众号“尹鸿博文化沙龙”查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