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鸿博著

50.三大

1922年8月，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中共中央召开西湖会议，讨论同国民党合作的事情。

1923年1月26日，在上海孙中山与苏联特使越飞达成协议，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中国共产党将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属于国民党。

1月27日，越飞即以疗养为名，乘轮船东渡日本。随后，孙中山派廖仲恺前往日本，与越飞继续商讨实现宣言的具体办法。双方在日本热海进行了一个多月的会谈，就苏俄援助中国革命、创设军官学校、建立革命军队以及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等问题，详细地交换了意见。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毛泽东到广州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陈独秀在总结二大以来党的工作的报告中说：“就地区来说，我们可以说，上海的同志为党做的工作太少了。北京的同志由于不了解党的组织，造成了很多困难。湖北的同志没有及时防止冲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得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做得很好。”

中央执行委员会选出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后因谭平山调任驻粤代表，9月补入王荷波）5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任委员长，毛泽东任秘书，罗章龙为会计。其余4名中委分派：李大钊驻北京、谭平山驻广东、项英驻湖北、朱少连驻湖南。中央局下设组织、宣传、妇女等部门，毛泽东负责组织，蔡和森、罗章龙、瞿秋白负责宣传，向警予负责妇女工作。当时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相当于现在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局相当于现在的中央政治局常委。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由于出色地组织领导了湖南地区的工人运动，毛泽东不仅被选为中央局委员，并担任中央局秘书，而且被调到中央工作，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在上海闸北区中央秘密机关主持工作。根据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党内下发一切函件必须由陈独秀和毛泽东两人签字。

1923年9月16日，毛泽东秘密回到长沙，遵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在湖南筹建国民党。在毛泽东指导下，10月初成立了国民党长沙支部，随后又成立了宁乡、安源等地的国民党分布和国民党湖南总支部。由于毛泽东的工作，在大革命时期湖南成为国民党组织最发达的省份之一。

1923年11月，开慧为润之生下第二个儿子，取名岸青。

1923年12月底润之又要匆匆离去，赶回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三届一中全会，讨论国共合作以及改组的国民党召开一大的事情。此时毛泽东党内地位仅次于陈独秀，担负重要责任。并且要在会后赶赴广州。

临行前，毛泽东为抒发离愁别绪写了一首词送给杨开慧。开慧打开诗笺，只见上面用毛笔写着一首词《贺新郎.别友》：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是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与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开慧读毕潸然泪下。开慧不仅是毛泽东的妻子，也是战友、朋友。

1924年1月毛泽东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孙中山提名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2月中旬至5月底，毛泽东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担任文书科代主任和组织部秘书。同时身为中共中央局秘书的毛泽东还要协助陈独秀处理中共日常事务。繁重的国共两党政务迫使毛泽东只能一门心思忙于工作，根本无暇顾及杨开慧及其家人。

1924年6月，杨开慧和母亲向振熙带着2岁的毛岸英与出生不久的毛岸青来到上海。

毛泽东早已在码头等候，当他看到怀抱岸青的开慧走下船来，高兴地挥手喊道：“喂，霞仔！我在这儿呢！”

开慧一直在找寻润之，当她听到喊声，看见润之时，高兴地心花怒放。她一手抱着岸青，一手使劲挥舞着，喊道：“润之，我在这儿呢！”

岸英高兴地喊着：“爸爸，爸爸，快过来呀！”

老夫人向振熙高兴地脸上笑开了花，一边吃力地跟在孩子们后面快步向前走。

在这险恶的斗争环境中，能够家人团聚，共享天伦，在毛泽东的一生中，这也是难得的温馨时刻。一家五口人坐上两辆黄包车，来到慕尔鸣路甲秀里318号。

这里原来是蔡和森与向警予的住所，在杨开慧带着母亲、孩子来与毛泽东团聚后，蔡和森与向警予就搬到楼上，把一楼房间让出来。楼下有前后厢房及一间客堂。前厢房是毛泽东与杨开慧的卧房，实木雕花的书桌、衣柜，床的旁边有一个摇篮，是毛岸青睡的，上面是蓝底白花的小棉被，大床上的物品都是白色的。毛泽东经常在这里工作到深夜，杨开慧则在一边帮他誊写文书。后厢房是杨开慧的母亲、向警予的姑妈向振熙的卧房，摆放的家具都是老式的。由于毛泽东、杨开慧工作繁忙，年幼的两个孩子平时就由向振熙照顾。厨房里有自来水龙头，与通常圆形的煤球炉不同，这里的煤球炉是方形的，因为是用火油箱改的。客厅放着八仙桌和几张方凳，是毛泽东一家吃饭和会客的地方。形势虽严峻，家人总在身边。毛岸英和毛岸青兄弟两人与母亲杨开慧的唯一一张合影就是在那时拍的。

毛泽东9次来上海都是住在这里。这次时间最长，从1924年2月住到年底，共10个月。

亲人的到来，给毛泽东繁忙的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毛泽东身兼数职，每天早出晚归，但他还是会抽出时间陪孩子玩，教他们识字，做游戏。尽管生活艰苦，但他们一家过得其乐融融。

这一家人也给甲秀里的邻居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甲秀里的居民大多数是靠工薪维持生活的，往往入不敷出，日子难以为继，遇到这种情况，毛泽东总会帮助、救济这些贫困的邻居。

当时23岁的杨开慧是第一次来上海，除帮助毛泽东整理文稿、料理家务外，她还和向警予一起，以半工半读女子职业学校为掩护，积极参加妇女运动。

润之和开慧早出晚归，宣传革命理想，发展壮大革命组织。由于毛泽东夫妇的努力，广大青年、工人和普通市民，加深了对于改组后的国民党的认识，对于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加深了理解，树立了革命的信仰，许多学校和工厂，纷纷成立了国民党的区分部。　　

　　而此时的毛泽东，还有一项更重要的工作要做。1924年3月，在共产党人的建议下，孙中山决定创办一所陆军军官学校，也就是后来著名的黄埔军校。由于各地均有军阀割据，黄埔军校最初无法在全国公开招生，一切都只能秘密进行。当时主持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的毛泽东，担任了黄埔军校上海招生点的负责人，主管上海和长江流域以北各省的招生复试工作。

　 招生时有在湖南通过了初试的老乡来找毛泽东，希望他在复试时给予照顾，毛泽东严肃地对他们说，录取不录取主要是看你们的考试成绩，你们还是回去准备功课吧。徐向前当时因山西没设考点而未能参加初试，但毛泽东一眼相中他，让他在上海参加初复试，徐向前得以顺利入学。

　　关于1924年毛泽东在上海的这段历史，以往相关的资料和研究不多，但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党史专家认为，这段经历颇具研究价值。因为在这10个月的时间里，而立之年的毛泽东从政治到军事都得到了很大的锻炼，为此后的革命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不久毛泽东赴广州就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部长。毛泽东为了充实宣传部的人员配置，先后将萧楚女、沈雁冰等人调进宣传部。

因为国共合作中的诸多复杂问题导致日益严重的神经衰弱症，这年年底，毛泽东离开上海回湖南。

1936年在保安窑洞，毛泽东对斯诺说，“那年冬天，我回到湖南去修养----我在上海生了病”。